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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去世周年祭

发表日期:2016-09-26 16:57 作者:刘勇 编辑:赵桂宁 出处:新闻中心

   

我的老父亲去世已经一周年了。

老父亲出身于鲁西北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,是1938年入伍的八路军,身上带有日寇留下的两处枪伤。建国后又为国家的航天军工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在“文革”中曾两次被打倒。坎坷一生的他居然活到了96岁高龄,可谓奇迹。其实很多人近年都有个发现,许多老红军和抗战老兵都已年逾九旬,在电视镜头前却依然精神矍铄,谈吐清晰。这是生命的奇迹,也是严酷的自然条件与跌宕的社会条件筛选的结果,依然健在的必然是精品。如此说来,老父亲的高寿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

但是,老父亲的辞世之日,与中华民族期盼的“九三大阅兵”相距不到一个月。作为一个抗战老兵,一个因抗战致残的三级甲等残废军人,怎样才能帮他了却这个心愿:亲眼目睹这一幕,别让他带着遗憾离去?偶然得知,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恰被解放军总后勤部选中,将作为抗战老兵代表乘坐受阅车参加大阅兵。我试探着问她,是否可以请其父在受阅时带上我父亲的照片,相当于我父亲也亲历大阅兵了?那位老兵欣然同意。

老父辞世前已在重症监护室(ICU)躺了近3年,家人每天只能有一个前去探视和照料的半小时。对于他随时可能的辞世,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。但是一旦面对这一现实,我仍然受到了打击。家人一起向遗体告别后,我一个人独自在病房里发呆,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,赶紧扶住墙才没有跌倒。此后的服丧期甚至更长的时间里,我又不时出现晕眩、压抑感,伴有恶心和冷汗淋漓。惊异之余,到医院检查,医生把我从血糖到核磁,从心血管到耳前庭查了个溜够,没有发现任何病变。最后推测的结论是,由于精神沮丧和疲劳引起的植物神经紊乱。

说到疲劳,2015年也许是我完成博士论文以来最为疲劳的一年,特别是下半年。6月我先后两赴欧洲参加了两个学术会议,其间又回国参加了一个教学竞赛,精神紧张加上反复倒时差,甚感疲劳。暑假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备课,因为开学后要讲4门课,其中2 门是新开课,压力山大。在这种情况下,饱经磨难的我也有点要崩溃的感觉了。但是教师责任不能懈怠,老父留下的家风不能改:务以工作为重。我咬牙坚持着。一上讲台,我照样全神贯注,一面对求教,我依然诲人不倦。但是一到周五,我是从未有过的那样渴望周末,只求有呆坐半天无所事事的闲暇。

这时,我是如此期待同事和友人的关心与安慰:看到我臂戴黑纱来上班,哪怕是不太熟悉,甚至是刚刚入职的同事一句轻柔的问候,都会让我僵硬的神经忽然软化,有一种要鞠躬,甚至要拥抱对方致谢的冲动。而我想要得到,也觉得应该得到的一些问候却没有如期而至,又令我久久的耿耿于怀,怅然若失。老父亲生前总是那样关爱他的部下和同事,他在整个单位里口碑极好。他并不总是教导我们要这样那样,却给我们以身作则了多少年。我是以他为榜样的,现在我又切身体会到了这种大爱的作用。

爱家人、爱事业,爱部下,爱生活,大爱无疆,这就是老父亲留给我的最重要的遗产。我觉得我已经继承了这份遗产,如果说我与他有什么不同的话,对我而言,爱部下就是爱学生。

感叹老父亲,年轻时得高人指点,一个小学徒毅然投奔了八路军,加入了共产党,早早就走上了革命之路。感谢老父亲,因为读过几年私塾,戎马倥偬之余又努力自学和实践,建国后被选拔进京深造,随后被派往新建的国家航天机构任职,才有了我们北京的大家庭。感慨老父亲,由于他的能力和坚韧,在“文革”中他没有自暴自弃,也没有被赶出北京,又在改革开放当中迎来了他事业的最高峰,我们的大家庭也因此更加凝聚,更加兴旺。

站在老父亲的遗像下,除了怀念和感恩,就是欣慰了,或者叫问心无愧。一年前,我为他的辞世写下挽联一对,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没有用上。值此他去世周年之际,附录于文后,算是本文的结束语吧:

齐鲁之子,从军抗日救国,文武双全,血染疆场,鲁冀豫中原转战,勿忘开国有功。

航天先驱,献身政工事业,军地相通,院史留名,京深港三代建业,传承大爱家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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